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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凝聚中國社會治理的法治智慧檢察機關承擔主導責任、推動實施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全面深入落實紀實(上)

    發布日期:2019/7/13 11:55:31
    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確立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這是一項重大司法制度變革。自這項制度施行以來,司法機關積極貫徹落實,在提升訴訟效率、化解社會矛盾、減少社會戾氣、創新社會治理、促進社會和諧等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實現了辦案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會效果有機統一。特別是檢察機關面對新時代人民群眾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提出的更高要求,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過程中積極主動發揮主導作用,與其他司法機關一道,為促進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貢獻“法治智慧”和“檢察擔當”。近日,本報記者走訪了檢察機關基層一線,對這項制度的實踐情況進行深入采訪,形成了上下兩篇紀實,敬請關注。   □ 法制日報全媒體記者 周斌   “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一以貫之的紅線,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立場。在社會治理方面,習近平總書記更鮮明地提出,“堅持社會治理為了人民”。   以人民為中心,就是指引司法機關改革風帆永不迷航的燈塔。作為黨領導下的司法機關和國家法律監督機關,檢察機關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為創新社會治理出新招、獻實策,貢獻法治智慧,體現檢察擔當,用五年時間為一項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作了大量探索和努力。   2018年11月至今,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成為“高頻詞”,反復出現在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張軍的講話中——   “全面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切實發揮檢察機關的主導作用。”   “特別是要充分發揮檢察機關的主導責任,全面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提升工作能力,提高辦案效率和質量,減少社會矛盾。”   “要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充分認識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節約司法資源、化解社會矛盾、減少社會戾氣、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落實方式和環節,也最能體現四個‘鐵一般’的要求。”   ……   共和國首席大檢察官為什么如此重視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全國檢察機關是怎樣推進該制度的貫徹落實的?該制度的適用又給檢察機關帶來哪些思考和啟示?近日,記者走訪全國四級檢察機關,對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情況進行了深入采訪和調研。   試點“催生”立法,司法機關合力交出一份富含法治智慧的改革答卷   遲到的正義非正義!公正與效率是刑事訴訟追求的兩大價值目標。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不能無視代價,必須兼顧效率與公正。二者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不可偏廢。   近年來,我國社會大局保持穩定,但國家安全和社會治安形勢依然嚴峻復雜,尤其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經濟領域犯罪及網絡犯罪呈現新的特點,新型犯罪案件不斷增多,司法機關懲治犯罪、維護穩定壓力增大,無論是偵查取證,還是審查起訴、提起公訴、審判定案,難度都不斷加大。   辦理刑事案件,在案多人少、司法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何保障公平不打折、正義不遲到?如何保障案結事了,促進社會和諧,減少情緒對抗?如何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實現“三個效果”有機統一?   讓當事人充分地參與刑事訴訟,是現代刑事司法的趨勢,也是解決上述問題的理性選擇。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這一重大改革部署充分體現了現代司法寬容精神,是我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制度化,也是對刑事訴訟程序的創新。   五年磨劍,功不唐捐。這一重大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發展。   早在2014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專門作出決定,授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北京、天津、上海、重慶等18個城市開展為期2年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   2016年11月,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決定,兩高共同發布試點辦法,繼續在這18個城市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試點期限為2年。同時,刑事速裁試點工作按照新的試點辦法繼續實行。   認罪認罰從寬試點工作取得了較好效果,檢察機關更是在其中發揮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實踐中,檢察機關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的主導地位不斷凸顯,主導作用發揮得越來越充分。   據統計,截至2018年10月,試點地區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起訴的案件數,占同期起訴刑事案件總數的50%左右,其中絕大部分是檢察機關建議適用,審查起訴平均用時縮短至26天;適用速裁程序審結的占70%左右,其中當庭宣判率達95%;適用簡易程序審結的占25%左右,當庭宣判率為79.8%。   2018年10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以法律形式鞏固了司法改革成果,將“認罪認罰從寬”確立為刑事訴訟法的一項重要制度。   修改后的刑訴法用19個條款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條件、辦理程序、當事人權益保障等作出具體規定,貫穿了整個刑事訴訟程序,為認罪認罰案件的依法從寬處理,構建與速裁程序、簡易程序、普通程序有序銜接、繁簡分流的多層次訴訟制度體系,推進刑事訴訟制度現代化提供了基本遵循。   法律的生命重在施行。記者了解到,開展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充分聽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意見并保障其權利的基礎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并在辯護人或值班律師的見證下簽署具結書,檢察機關提出從寬的量刑建議,由法院予以確認,形成一種控辯審之間良性互動的關系,對控辯審三方訴訟結構產生積極的影響。   2019年3月,最高檢有關負責人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時說,檢察機關在辦理認罪認罰從寬案件中充分發揮主導作用,檢察機關建議適用該程序審理的占98.3%,試點期間量刑建議采納率96%。   良法帶來善治。修改后的刑訴法施行8個多月以來,通過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提升刑事司法質效和社會治理能力,化解對抗情緒,減少社會戾氣,促進社會和諧,中國司法機關合力交出了一份富含“法治智慧”的改革答卷。   緊鑼密鼓,四級檢察機關全力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貫徹落實   推進改革關鍵在于“頂層設計”。最高檢從試點伊始就注重指導各級檢察機關貫徹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   2016年11月16日,改革試點工作正式啟動。“兩高三部”對改革試點的具體制度設計進行了反復研究論證,形成了《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的辦法》,經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印發實施。   2017年9月18日,最高檢召開檢察機關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推進會,引導這項工作在18個試點城市檢察機關積極穩妥有序推進。   2018年11月6日,最高檢有關負責人在最高檢黨組會強調,要落實好修改后刑訴法有關認罪認罰從寬的規定,對符合改變羈押強制措施的及時改變,對符合從寬處理的案件依法堅決從寬。   2019年3月初,最高檢成立研究指導小組重點研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和量刑建議的精準化和確定性。   響鼓再敲重錘,落實緊而又緊。2019年5月初,最高檢又使出“撒手锏”,將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辦案比例靠后的10個省級檢察院在工作聯絡微信群“曬出來”,督促工作落實。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寶貴經驗和做法不斷涌現。   ……   重協商促溝通,檢察機關積極承擔主導責任發揮主導作用   過去,社會上、司法機關內部往往把檢察機關只看作是犯罪的追訴人和懲治者,沒有看到檢察機關法律守護人的角色。當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檢察機關沒有依法全面履行好法律監督職能,存在重打擊輕保護、重實體輕程序等傾向。   檢察機關必須通過自己的職業努力來改變這種認知。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給檢察機關帶來了“轉換動能”的契機。   從修改后的刑訴法規定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覆蓋偵查、逮捕、起訴、審判各個環節。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依法充分發揮主導責任,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就是一個重要“發力點”。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檢察機關在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過程中注重和各方積極溝通協調,合力將刑訴法條中的制度璞玉打磨成為司法實踐中的實用利器。   ——主導認罪協商,為犯罪嫌疑人打開悔罪重生之門。   天津市紅橋區檢察院員額檢察官古正宇向記者說起他辦理的一起認罪認罰從寬案件。劉某販賣淫穢光盤共計540張,依法應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劉某到案后有很深的顧慮,認為自己可能數年之內見不到自己的孩子,情緒波動劇烈。   在審查起訴階段,古正宇向劉某認真闡述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并將相同罪名、情節下犯罪嫌疑人是否認罪認罰對刑期產生的不同影響,向她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說明。劉某真誠認罪悔罪,向辦案檢察官表示,“以后再也不做違法犯罪的事情,積極找工作養家糊口”。   “我們了解到劉某一共撫養了四個子女,最小的孩子尚在哺乳期,結合劉某認罪悔罪情況、家庭情況、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我們決定對其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古正宇說,案件判決后,該院執檢部門及時為劉某辦理了監外執行相關手續,保證其能在社區服刑,同時兼顧撫養子女。   對于檢察官主導認罪協商的職責和作用,全國人大代表、甘肅省律師協會會長尚倫生認為,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處于承上啟下的地位,既有決定程序是否走下去的權力,也有對于部分案件作出最終處理的權力。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案件中,檢察機關則處于啟動者、主導者、監督者的地位,從司法實踐看,確實發揮了主導作用。   ——對被害人進行溝通安撫,修復破損的社會關系。   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將聽取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意見作為檢察機關辦理認罪認罰案件的必經程序。   尊重和保障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對于減少社會對抗、修復被損害的社會關系、化解矛盾,意義重大,將直接影響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際效果。   四川省瀘定縣檢察院辦理過一起村支書兒子李某盜竊案,通過與被害人積極溝通,最終實現了案件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妥善辦理。   李某多次入戶盜竊鄉鄰財物共計4萬余元,用于個人揮霍享樂。因李某父親是該村村支書,被害人對李某偷竊財物行為十分不滿,最終上升為對村“兩委”、基層黨員干部素養的質疑。辦案檢察官對犯罪嫌疑人李某進行教育和引導后,李某認罪悔罪,并向檢察官表達了退賠意愿。   檢察官積極協調李某家人向失主賠禮道歉、退賠損失,修復被破壞的鄰里關系,消除村民的抵觸情緒,取得被害人諒解。本案的妥善辦理,對當地強化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管理、開展鄉村治理工作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過程中,檢察官會積極征求被害人的意見,但是并不會將被害人諒解作為適用該制度的必備前提條件。對因被告人確無賠償能力而未能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協議的,不影響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   記者了解到,重慶市合川區檢察院辦理的侵財類案件數量較多,且多數情況下犯罪嫌疑人無力退賠被害人的經濟損失,如果硬性要求必須全額退賠才能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大幅度降低該制度適用率的同時,容易增加犯罪嫌疑人的對抗情緒,不利于化解社會矛盾。   該院明確,對審查起訴階段愿意退賠被害人經濟損失,但因經濟能力有限未能退賠到位的犯罪嫌疑人,也可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但主辦檢察官將嚴格控制從寬減讓幅度,既保障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合法權益,又有效減少社會對抗情緒。   ——主動和值班律師溝通協作,保障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自愿性、真實性。   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檢察官不能唱獨角戲,必須格外重視發揮值班律師的作用。   修改后的刑訴法明確規定,犯罪嫌疑人自愿認罪,同意量刑建議和程序適用的,應當在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在場的情況下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   “值班律師的依法見證在檢察機關得到了充分保障。”四川省瀘定縣司法局局長趙洪慶告訴記者,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推行過程中,能切實感受到檢察機關十分重視聽取值班律師的意見建議。   在經濟不發達、人才資源匱乏的瀘定縣,全縣僅有一名律師。為解決值班律師數量不足問題,該縣檢察院主動與這名律師積極溝通,確定了他的雙重身份——既是“值班律師”,也是“辯護律師”。   趙洪慶介紹說,瀘定縣檢察院曾辦理過一起危險駕駛案,值班律師對檢察機關提出的量刑建議持有異議,該院充分聽取了值班律師的意見后,對案件進行再次審查,并采納了值班律師的意見。   甘肅省蘭州市城關區法律援助中心援助律師韓佩君對記者說,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之后,作為值班律師,很有成就感。“不少認罪認罰案件適用簡易程序或速裁程序后,在兼顧公平的同時,在案件處理方面非常有效率。對于司法機關而言,可以將更多的司法資源放在處理疑難重大復雜案件上,避免司法資源浪費”。   ——與偵查人員溝通協作,快速辦小案、突破大要案。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讓許多不容易取證的案件,迎刃而解!”   重慶市公安局南岸區分局南坪鎮派出所副所長胡衛東告訴記者,了解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之后,很多犯罪嫌疑人都會主動交代犯罪事實,希望能被從寬處理,這對公安機關突破案件、固定證據有很大幫助。   記者走訪一些基層檢察院,發現一個共同特點——危險駕駛、盜竊、非法持有毒品等輕刑案件占比較大,“簡案快辦”對基層提高司法效率、節約司法資源有著重要意義。   在試點期間,福建一些基層檢察院將端口前移,聯合偵查機關出臺危險駕駛、毒品犯罪等多類罪名證據指引,提高取證時效性和針對性,減少退補率;對可能判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認罪案件,要求在7日內移送審查起訴;探索刑拘直訴辦案模式,大大縮短了輕罪案件辦案周期。   在河南登封,占當地刑事案件絕大部分的是“醉駕”等輕刑犯罪,登封市檢察院與公安機關溝通協調,約定了“集中批量受理速裁案件”,然后集中審查起訴閱卷、律師集中見證具結、集中批量出庭支持公訴,節約了大量移送受理案件的“路上”時間成本。   據了解,與河南登封相似,很多地方的基層檢察院都主動與公安、法院溝通,探索了“三集中”工作機制,即公安機關相對集中移送審查起訴、檢察機關相對集中提起公訴、法院相對集中開庭審理,通過批量移送、辦理、審理案件,解決了“小案件”耗費“多人力”的問題,讓司法機關集中精力突破大要案和復雜疑難案件,這在從根本上緩解案多人少矛盾的同時,顯著提高了辦案效率,讓正義更快到來。   ——加強與法官的溝通協作,打通司法辦案雙贏多贏共贏“最后一公里”。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以審判為中心’更像是兩朵‘姊妹花’。”重慶市檢察院檢察一部員額檢察官孫琳對記者說,二者既并行不悖,又相互配合,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保障了被告人合法權益的同時,確保了辦案質效。   檢法兩家的溝通協作成效如何?孫琳告訴記者,重慶市檢察院經與該市高級法院多次協調規范“從寬”的標準,明確將“認罰”作為單獨考量的量刑減讓情節。   在重慶采訪期間,記者在重慶市合川區法院旁聽了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案件庭審,速裁程序案件從開庭到宣判用時不到10分鐘,簡易程序案件也僅僅需要20來分鐘就能完成,極大提升了司法效率。   庭審的高效率源于庭前大量、扎實的工作。其中,檢察官提出確定的量刑建議,是決定認罪認罰從寬案件辦理成功與否的“最后一公里”。   有人擔心,量刑是法官行使的審判權,檢察官提出明確、具體的量刑建議,會不會影響法官的自由裁量權?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這種擔心完全沒有必要。檢察官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其實發揮的是“準法官”的作用,主要是對事實清楚、證據扎實的案件開展工作,控辯雙方意見一致,讓本不復雜的案件簡單處理,促使當事人認罪服法,不把矛盾拖到下一個環節,這樣更有利于法官集中精力審判更重要更復雜的案件。即便法院不同意檢察院的量刑建議,也可以要求檢察院進行調整,檢察院不調整或調整后仍然不當的,還是由法院依法作出判決,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得到優化。   重慶市合川區法院刑事審判庭副庭長***認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在緩解案多人少的矛盾、保護被告人的各項合法權益、減少社會矛盾等方面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   談及量刑建議的采納,***告訴記者:“制度適用初期,有過短暫的‘磨合期’,檢法雙方對量刑的問題進行了大量的協調溝通,增強了量刑建議精確性。”   湖北省武漢市硚口區法院法官龔文莉認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剛開始試點時,檢法兩家都有一個適應的過程。通過加強溝通交流,檢察官具體了解了法院的《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解決了從寬標準問題。   “主導作用不是權力而是責任!”最高檢有關負責人在2019年最高檢領導干部業務講座上明確指出。記者了解到,不少地方的一線檢察官都在自覺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這把“金鑰匙”,以“本領恐慌”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深刻領悟這一制度的真諦和奧妙,積極推動案件高效優質辦理,努力在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全面充分地履行主導責任、發揮主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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